校园食品安全：亟需制度完善、技术赋能与社会共治合力突围

校园食品安全是关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核心议题，也是社会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试金石。近年来，尽管政策法规不断完善，但诸如“湖南新宁县猪肉配送事件”等案例仍暴露出制度落实的薄弱环节与监管盲区。从食材供应链到食堂后厨，从营养标准到社会共治，校园食品安全治理仍面临多重挑战，亟需在制度完善、技术赋能与社会监督中寻找突破路径。

制度的完善与执行鸿沟

我国已建立相对完善的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例如，教育部要求学校落实“校长负责制”“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机制，并强化食材采购、加工流程的标准化管理。然而，政策落地过程中常因执行不力而流于形式。部分学校食堂的“三防设施”缺失、生熟砧板混用、食品留样不规范等问题屡见不鲜，甚至出现“双食品安全总监”制度下仍发生供应商将猪肉随意堆放的荒诞场景。这种“纸面合规”与“实际漏洞”的冲突，折射出基层执行中的形式主义与监管惰性。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校园餐供应链的招标机制存在缺陷。例如，湖南新宁县的涉事企业虽通过教育部门招标，但其操作环境、员工规范均未达到要求，暴露了招标标准模糊、后续监管缺位的弊端。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指出，需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招标机制，将供应商资质审核与动态监管结合，避免“低价中标”牺牲食品安全。

营养失衡与健康风险的双重挑战

校园餐不仅是安全命题，更是营养命题。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5年）》显示，我国6—17岁青少年中，超重肥胖率达19.0％，蔬菜、奶类摄入不足与高油盐问题并存。部分学校因成本控制或管理粗放，长期供应高碳水、低纤维的单一菜品，甚至违规使用高风险食材（如四季豆、鲜黄花菜）。这种现象与缺乏统一的营养标准直接相关，应制定《校园餐营养标准》，明确食材种类、烹饪方式及补贴机制，从顶层设计上推动膳食科学化。

此外，农村与城市地区的营养问题呈现分化：农村儿童营养不良率更高，而城市儿童肥胖问题突出。这要求政策制定需兼顾地域差异，例如通过财政倾斜改善农村校园餐质量，同时在城市推广低盐低脂食谱等。

技术赋能与社会共治的突围路径

面对挑战，技术革新与多元共治或成破局关键。教育部近年推动的“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已覆盖98.5％的学校食堂，通过实时监控倒逼操作透明化。未来可进一步整合AI技术、人工智能，实现食材溯源的全链条可查，避免“问题食材”流入校园。

社会监督的力量亦不可忽视。多地学校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但部分流于“盖章签字”，未能真正参与菜单制定或突击检查。对此，可借鉴“浙江经验”，要求学校定期公开采购清单与检测报告，并建立家长投诉的快速响应机制。同时，鼓励公众通过社交媒体曝光违规行为，形成“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合力。

从危机应对到长效治理

校园食品安全治理不能止于“事件曝光—整改—再曝光”的循环。构建长效机制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刚性化。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绩考核，对失职者实行“一票否决”；二是供应链升级。建立全国统一的校园餐食材采购目录，引入第三方检测与动态淘汰机制；三是教育赋能。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并将食育纳入课程，培养青少年的健康饮食观念。

总之，唯有通过多方协作、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方能将校园餐从“安全底线”提升至“营养高线”，真正守护下一代“舌尖上的安全与未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