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通过禁止滥食野生动物条例 违法最高处20倍罚款

广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了《广州市禁止滥食野生动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条例》增加了对公职人员的条款，规定公职人员、先进模范人物、社会公众人物应当在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工作中发挥表率作用。公职人员违反条例规定食用野生动物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罚后，移交监察机关追究相关责任。

1、人工繁育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也被禁食

《条例》规定，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禁止食用三类野生动物，包括野外环境中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法律规定禁止食用的其他野生动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管理的野生动物或者野生动物人工种群，不适用本条例。

对于条例施行前已合法以食用为目的人工繁育和人工饲养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经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情况，《条例》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有关政策，指导、帮助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并据实际情况给予补偿。

2、提供餐饮服务 货值超一万最高罚30倍

《条例》规定，为以食用为目的经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提供场所、仓储、中介等服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餐饮服务提供者购买、储存、加工、出售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提供使用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或者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价值或者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价值或者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许可证。

3、以药膳名义食用最高处20倍罚款

《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药膳的名义食用或经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对组织食用者处以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属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他非法律法规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处野生动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组织食用者处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以药膳的名义经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

4、违法食用者、组织食用者最高罚20倍

《条例》规定，在酒楼、餐馆、食堂、农庄、会所等经营场所食用野生动物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罚方面，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对组织食用者处以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属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他非法律法规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处野生动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组织食用者处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5、以食用为目的繁育野生动物最高罚五倍

为从源头扼制，《条例》规定，以食用为目的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禁止食用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以食用为目的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禁止食用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以食用为目的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禁止食用的非法律法规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6、检察机关可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条例》规定，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现有关部门违法履行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工作职责或者不作为，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现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以法治“刚性”革除滥食野味陋习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意见，邀请法学专家及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进行了科学论证，征求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认真梳理了社会各界来信320多件，分类整理出400多条意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吸收各方意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条例》既符合国家和省的上位法要求，又贴合广州实际，体现广州特色。

鉴于广州市中医药文化深厚，《条例》在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药膳的名义食用或者经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为药品使用的，应当遵守有关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

《条例》以完善公共治理为着力点，以推动社会共治为突破点，紧紧围绕禁止滥食野生动物这一源头问题设计各项制度和规范，需要几条写几条，确保条条有效管用。《条例》法规结构严谨合理、条文具体明确，针对性强、可执行性高，既能指引执法部门高效执法，也方便群众了解掌握，有效解决了上位法实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