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的外卖新骑手：要维持生计，很累但也踏实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不少行业受到冲击，许多从业者也不得不考虑在这个特殊时期如何谋生，不少人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或全职或兼职、或老手或“菜鸟”，这些新入行的外卖小哥感受如何？

“上有老，下有小，总要维持生计”。从2月4日至今，董海洋做外卖骑手已经一月有余。“很累，但心里也很踏实”。 谈及从事这份工作的心得，晚上23:00刚送完当天最后一单的董海洋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2017年4月，家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的董海洋和妻子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道外区北十四道街开了一家小理发店。随着生意逐渐步入正轨，他先后收了三名学徒。店面年租金14万元，刨除各项开支，董海洋去年收入10万余元。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刚回本不久的生意停摆至今。

店面租金要缴纳，学徒工资要支付，家中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只出不进的经济形势让董海洋倍感压力。于是，董海洋买了一辆二手电摩托车，在疫情期间成为了一名外卖小哥。“记得接的第一单是从理发店不远处的饭店送到对面的小区，赚了不到五块钱”。

“送外卖比较简单，会用手机看地图、会骑车就可以”，然而这份工作并不像董海洋最初想的这么简单。虽然已在哈尔滨生活了近三年，但这个城市对董海洋而言仍然较为陌生。对道路不熟悉、掌控不好时间，刚开始的几天他配送的订单经常超时。“因为没有经验，刚做骑手的第二天我的电摩托车就在路上没电了，索幸离目的地很近。从那之后，我出门都想着带电池。刚开始的前几天，有一次我边看地图边骑车，差点碰到路边的行人。在躲避行人的过程中我摔倒了，外卖也撒了”。

度过最初的适应期，董海洋的外卖小哥生活渐入佳境。“最开始我一次只接一单，不然就会手忙脚乱，后来能接好几单。虽然比不上老师傅，但我最多的一天也接了29单”。因夜间配送费更高，董海洋经常工作到凌晨。“夜间一单比白天的要多好几块钱，抢单的同行也少一些。妻子经常劝我‘差不多就行了，不用这么拼’，但对我来说，多跑多得，赚了钱心里也踏实。”董海洋说道。

外卖送到后，客户十多分钟才下来取，导致后面订单超时；地图定位错误把他带到死胡同，最后客户取消订单；外卖被其他住户拿混，客户打电话质问……短短一个多月，董海洋经历了许多“意外情况”。从订外卖到送外卖，他深刻体会到外卖骑手的不容易。“干这一行会面临很多意外情况，都需要平常心对待”。

在这个过程中，董海洋也不是没想过放弃。2月22日，黑龙江省下发通知，要求开放营业的理发店每次只能接待一名顾客，场所内不得多于两人（一名顾客，一名工作人员）。但思前想后，董海洋的理发店并未开工。“一次只接待一个顾客赚不了多少钱，还是先继续送外卖吧”。

成为外卖小哥的第一个月，董海洋收入近8000元，但他已经迫不及待期待疫情早日过去，理发店重新开张。“做外卖骑手虽然收入很可观，但相较开理发店来说，骑手每日风吹日晒、四处奔走，更辛苦。”董海洋说道。

美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20日至2月23日，美团外卖配送平台新招聘7.5万名劳动力成为外卖骑手。这些新增骑手中37.6%来自餐饮等生活服务业，27.2%来自制造业企业，13.8%来自小微创业者。像董海洋一样，王赟伟也加入了外卖骑手队伍，开启“自救模式”。

大学毕业后，王赟伟来到北京，成为某国企的临时工，月薪5000元。因工资低、对工作氛围不满意，今年2月17日，刚复工不久的王赟伟正式离职。在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期间，外卖骑手成为王赟伟维持生计的选择。“工资这么低，北京的生活成本又高，根本也攒不下什么。事实上，过去我就曾经利用周末时间做兼职骑手，持续了有半年左右。干这行门槛很低，也没什么培训，就是注册的时候简单介绍一下工作内容和规则，有了电动车就能上路了。”王赟伟对中国商报记者说道。

对于“重操旧业”的王赟伟来说，做外卖骑手自有一番心得。“原来花2000元买的电动车还在，这次基本没有额外支出。现在到了饭点我就在住处附近的几家比较火的饭店外面等，有单就抢，攒出十几个单一起送，一次就能赚一百多元，省得来回奔波，还赚不了多少钱”。

兼职骑手并无底薪，但王赟伟还是选择兼职送外卖。“骑手的月收入由基础工资和提成组成。和全职骑手每月2000至3000元的底薪不同，虽然兼职骑手没有底薪，但是每单获得的提成更多。如果一天送30单左右，一个月也能赚5000多元。”王赟伟介绍道。

虽然赚得不少，但王赟伟不打算长期做外卖骑手。“长期做外卖骑手不是长久之计”，王赟伟目前已经投了许多简历，他的目标工作包括销售、健身行业从业者等。“目前还没有收到面试通知，一旦我找到了工作，就不会再继续送外卖了。”王赟伟说道。